在我们以往的历史观中，人类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社会主义这几个阶段，这都是教科书教给我们的东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推动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变迁，这原本是西方马克思唯物历史观的一套历史分析框架。中国人生搬硬套用这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往往会和我们的常识不符合，因为中国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也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直到大学期间看到吴思的潜规则和血酬史观的相关东西，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和社会变迁更符合历史史实，今天就聊聊这一话题。
社会上我们经常听到一种黑话，叫这个人血旺给他放点血，或者我今天出血了。血本身包含着强迫暴力的意思在里面，血酬史观讲的就是通过暴力获得收益来解释历史的一种分析框架，包含着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相互妥协推动着社会制度演化（请注意我用的是演化不是进步），这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完全不是一回事。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但暴力跟生产发生了一种关系，这个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呢？美国经济学家拉夫尔给总统讲税收的原理，税率和税收总额的关系，被称为拉弗曲线。这条曲线就描绘了暴力集团和生产集团的关系。当暴力集团无限制抢劫生产集团时，超过拉弗曲线的临界值就会导致生产集团和暴力集团的激烈冲突，甚至严重到改朝换代。
拉弗曲线描绘了政府的税收收入与税率之间的关系，当税率在一定的限度以下时，提高税率能增加政府税收收入，但超过这一限度时，再提高税率反而导致政府税收收入减少。
交代了前面的一些背景，下面从两个历史故事开始：
清朝有个黑彝人叫刘宇青，他在1877年写了一封信，告诉自己的子孙万代将来怎么搞好生产。
彝族社会有三个阶层，最高层的贵族叫黑彝，他们说自己的骨头是黑的，打起仗里英勇无畏。第二层是贫民百姓，跟我们一样，是凡人，骨头是白骨，叫白彝，他们要给黑彝贵族纳税。黑彝带着白彝去打仗，到汉族抢来奴隶叫娃子，就是第三层，外面耕地的一般叫做娃子。
刘宇青说，他的祖先在明万历年间有好几百个娃子，但是这帮奴隶偷懒不干活，下地干活出力不勤，打猎不中，还总偷吃偷喝。最后到年底，发现他们种地、狩猎收获的东西还不够他们自己吃的。
奴隶制闹到这个份上就成了赔本的买卖。所以刘宇青的祖先开始改革。他们把所有的土地分作两半，一半自己留着，另外一半分给所有的娃子，鼓励他们安家立业。原来是集体宿舍，现在全村到处都可以住，最好都成家，一家给一点地，没有农具再分点农具，但是每次种自己的地之前要先把贵族的地种了，收割庄稼之前先把贵族的庄稼给收了，得先公后私。这就有点类似西周历史上的“井田制”。
这个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收益，现在一半土地的收益能顶上过去全部土地的收益。这就是过去制度的优越性和大包干的优越性。但是很快这个收益开始下降。
又过了一百年，当年享受政策恩惠的那批人都过世了，他们的子孙觉得天生就应该这样，于是在主人家地里干活偷懒，好好种自己的自留地，不好好种公家的土地。
所以就又改革，把所有的公田全分了，以后收50%的地租。把集体的地分田单干，弱者取得了明显的收益，地主省心了，不用去催他们干活了，收益就来了。
在1913年，四川省广汉县，其境内有一条川陕大道。有五拨土匪经常在这条道上抢来抢去，所以很快就没人走这条路了。没有人可以抢，土匪就没饭吃，这样不行。所以他们就聚在一起商量，达成了一个协议：把这条路分成五段，比如一共100里，那就每帮土匪20里。大家可以收费，但是不能把人给抢完了。所以，土匪们就建立了一个个“收费站”，还定了个收费标准：空手客五毛钱，包袱客、小商小贩一块钱。当时一个现大洋，大约相当于现在30多块人民币的购买力。并且土匪们承诺，保证过路客在他们“管理”的那段路上的安全，绝不会再有第二次收费，也绝不会有别的土匪来抢。
这个承诺大家都遵守吗？大家都遵守的，因为他们要是不遵守，下一拨土匪就绝对不会客气：你们都抢完了，到我这儿就没了。就这样，收费标准有了，规矩有了，渐渐地行人也有了，土匪们也有了固定的收入，于是川陕大道上建立起了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被称为“匪秩序”。匪秩序让土匪们尝到了甜头，所以很快这个规矩就向广汉全境扩展，然后就变成到处都是土匪，到处都是抢劫的，就没人种田了，所以农业一片凋敝。没有人种田，大家就没吃的了，肯定不行。怎么办呢？土匪们开始“招商引资”，让大家都回来种地，保证不抢，但是得收点保护费，比如一亩地一斗米。当时四川盆地的粮食亩产大概是200斤，也就是两担，一斗是5%，相当于税率是5%。而且土匪们还承诺：别的土匪来了，我们替你打走；有人重复收费，我们也严肃处理。当时真的就有小土匪敲诈勒索，土匪头子就找到这个人，直接就枪毙了。就这样，广汉境内又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秩序，然后渐渐有了人烟，有了生产，土匪也过上了好生活。
从这两个故事，我们能引出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暴力集团（土匪或者贵族）叫什么？暴力集团的收入叫什么？
暴力集团的收入是通过暴力掠夺的收入，叫血酬。但是后来人家立了规矩了，也守规矩了，那还是血酬吗？吴思老师把它称为法酬。法酬是血酬的升级版。
1913年的时候，天下未乱蜀先乱，四川军阀混战。一个军阀占了一块地盘后就开始征税。如果上个军阀已经把今年的、明年的都征了，怎么办？就再往下征。所以1917年的时候，军阀的税已经征到了2011年。请问这到底是土匪还是官府？你看土匪只收5%的税率。所以，那时候土匪和政府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他们吃的都是法酬，拿的都是暴力掠夺的收入。但是吃多久、吃多狠，这就决定了他们是匪还是官。他们的身份应该是由此来决定的，而不能光看他们的头衔。
第二个问题是，暴力集团都是按什么规矩来办事的？
暴力集团他们都要争取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他们得到的太多，就会导致奴隶不干活，农民和行人就绕道了，暴力集团就获得不了收益。从这些行为中，吴思老师发现了一个定律，称之为“生存策略选择定律”，就是当某种生存策略给你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你就会选择一条收益更高，甚至可能是卖命的路上去。这样身份就发生了转换。此外，吴思老师还在拉弗曲线的基础上，提出了最佳抢劫率的概念，由暴力集团内外关系的演变分析政治制度的变迁。
血酬史观下的中国制度变迁,如果用血酬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则那些在传统历史观中的争论会得到很好的解答。
暴力产生了部落,部落出现之前，原始人类的基本生活状态是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采集和狩猎。为什么会出现部落？用采集狩猎的需要、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解释不了部落的产生。那些从事采集和狩猎的人每天从事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足以果腹，大猩猩吃饱了就晒太阳抓虱子了，不会形成更大的部落。部落不是生产发展的需要，不是畜牧和狩猎的需要，而是暴力竞争的产物。中国文明史的开端，就是炎帝部落和黄帝部落的战争和联盟，部落之间的对抗就是用暴力争抢地盘。
暴力制造了奴隶制,部落之间的战争和联盟形成了更大和更强的部落，暴力组织的控制能力超过了一个普通人的逃亡能力，那些被抓住的战俘或者掳掠来的劳动力就被强迫劳动，成为奴隶。奴隶制来源于暴力对抗和暴力组织的发展，来源于榨取剩余能力的提高，而不是提供剩余能力的提高。奴隶制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是暴力发达的结果，是暴力组织发育的结果。
封建制度也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农耕时代的生产力在过去2000多年来没什么大的变化。封建制度是利用亲属组织的一种暴力分配和组织机制。它根据暴力服务的能力来分配土地、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源。封建制解决了一个自卫的问题，但却导致战争不断，周朝到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是战祸延绵。因为在封建制度下，打仗是有利可图的。历史记载，每逢发动战争，秦国人就在咸阳欢呼雀跃，因为他们可以有机会通过战争获得土地和财产。在战争结果的分配中，暴力集团首领获得的比例最高，更激发了诸侯发动战争的动力。
作为一种理论框架,“血酬史观”是从暴力的角度对历史演进做出一种解释，它和唯物史观并不冲突。一旦生产集团的首领资本家主控制了军队和国家机器，暴力集团就变成了资本家的保安和守夜人，这个社会就变成了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就开始有效了，生产力能够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开始决定上层建筑。但唯物史观的局限性也很快凸显。资本家的剥削导致了工人运动的产生，工人可以投票，工会也可以控制选票了，也能当家作主，那就不是资本家一个人当家作主，历史进入民主时代，这个时候自由史观就开始超出唯物史观。
血酬史观就聊到这。从初中开始学习历史，我个人感觉历史教科书就是一本历史杂志，让人记住一堆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到现在很多东西都忘记了。没有教一个贯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简单的往历史唯物主义里面套，然后还用这套东西考试，我是觉得我们所受的历史教育是很失败的。学不到任何以史为鉴的智慧，其实历史可以很有趣，就像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历史不仅有王侯将相，更有家长里短，还有作者个人的评价，你能学到很多历史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人生智慧。不过还好，历史不像数学有年龄限制，随着年纪增大，同样的历史事件个人的解读会更丰富更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