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房租事件和滴滴顺风车事件引发了社会关注，朋友圈也看了不少文章，不过大多都是情绪的发泄，于理性看待世界没有任何益处。我觉得任何朝代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本质其实都是一样，都是来自于既得利益者的无限利益膨胀，而挤压了其他几个阶层的利益，导致小部分群体的极度暴富，而大部分群体无立锥之地，阶层分化到最后一定是崩盘的节奏，中国历史二十几个朝代的灭亡本质都是这个。这些事件看似孤立，某种程度也反映了社会演化的方向。
历史上中国都进行过变法改革，期望缓和社会矛盾，但实际上都无法解决。改革就意味着利益重新分配，指望从一个阶层出钱补贴另外一个阶层，最后的结果就是改革还没有开始就让既得利益阶层干掉。很多西方民主国家也面临这个问题，民主的本质就是形式上大部分掌握话语权的过程。西方国家陷入高福利社会的陷阱，其实也是底层利益阶层欲望不断膨胀供给却受到抑制无法增长（大家都不愿加班劳动，强调个人权利），这个时候，你让这些人的利益受损，人家立马就投票让你下台。这也是一个悖论，谁支持你，你必须回报他，否则就被干掉。
有人说明朝亡于党争，这话对也不对，某种程度上对了一大半。明朝社会的知识分子中漫延着一股清流，所谓清流就是只知道每天一堆理想化的看上去各种好却总落不了地的建议，听不得任何人的批评，如果有人批评就各种使绊子。明朝的东林党带来的一系列党争直接改变了明朝的政治格局，不到六十年明朝就结束了，看上去是东林党搞死了明朝，本质上是东林党背后的既得利益群体目光短视害死了明朝政府。明朝最后一次改革是张居正，张非常强势，逼迫既得利益妥协，短暂维持了一段时间，但是人死政亡，立马被清算各种污蔑。
这个就是过去的政治现实，有钱人不肯被利益侵害，文人被有钱人驱使按照有钱人的喜好来评价一个人的是非。绝大部分看到的东西，都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前不久看到一篇文章，说如果张居正如果不死，明朝会不会灭亡？文章有一段话讲的特别好：他说地主不愿意给政府交税，所以政府没钱，也就无法对抗后金，迎接他们的命运最后只能是政府盘剥本来没钱的人来维持统治，而这帮人最后的结果必定是揭竿而起，直接把那些看不到未来舍不得出钱的有钱人搞死。
魏忠贤当政的时候是天启帝，这个皇帝喜欢做木匠，所有事情基本都是安排魏忠贤在做。现在历史上写魏忠贤都不是好词语，魏忠贤总结下来就做了三件事：
- 第一件事情就是干掉东林党，他每天看到一帮不干正事，整天弹劾这个那个的人特别烦，弄了个东林党名录，给每个人编号，用三年时间，一个个弄死了。这个或许是魏忠贤是大奸臣的直接原因吧！
- 第二件事情是大力收税，魏忠贤是农民出身，基本对农民没有加税，关键是农民也没钱加税，张居正改革的时候，大力发展工商业，他就对工商业大力征税，天启一朝光江南的茶叶税一项就20万两进账。相比崇祯皇帝10万都收不上来。
- 第三件事情关宁防线得以组建，孙承宗，袁崇焕，满桂，祖大寿得到重用，甚至魏忠贤以国事为重接受东林党推荐的熊廷弼。
天启帝五年，东林党被摒弃后，袁崇焕依然带兵打仗赢得了天启六年的宁锦大捷。天启三年三月，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陷沈阳后，又进攻辽阳，两军在城外部阵激战五日，明军战败，辽阳告陷，辽东经略袁应泰自刎而死。辽沈一失，谁继承袁应泰出任辽东经略成头等大事，各个党派也很重视，因为谁获得了辽东经略位置，就等于取得了军国大计的发言权。
东林党人刘一燝、江秉谦等推荐熊廷弼，浙党一派则力挺张鹤鸣。朝廷还是同意了东林党人的推荐，重新启用熊廷弼。魏忠贤死后呢？魏忠贤死后，孙承宗被罢，袁崇焕被杀。尤其是袁崇焕被杀更是自毁长城。
评价魏忠贤是忠是奸或是贤是恶很难确切的评论。最有发言权的是由天启和崇祯两兄弟回答，因为大明江山是朱家的。
朱由校病重时 “召见阁部、科道诸臣于乾清宫，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临死时，让魏忠贤宣召朱由检入宫，“上病亟时，召皇弟信王入，谕以当为尧舜之君，再以善事中宫为托，及委用忠贤语。既崩，忠贤自出迎王入。”（《明史•宦官传》）。
天启帝临时嘱托崇祯皇帝是：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这“恪谨忠贞，可计大事”八字是值得人们深思的。“恪谨忠贞”说明魏忠贤是忠于大明朝的，而且能以国家大计为重。
崇祯皇帝自认为自己会比哥哥高明，能驾驭东林党这匹野马为己所用。所以一上台，立即“逐忠贤党，东林诸人复进用”。最后崇祯皇帝吃尽这帮人的苦头。东林党这帮人集中在一起，天天读书讨论天下大事，就是不做实事落地。执政的不干活，骂你昏庸，有钱骂你贪污，干活的骂你为了政绩残民以逞…..反正干越多错越多，干活不容易。然后还觉得自己很牛逼，加上这帮人学问好，骂人骂出水平骂出花样。
天启帝开始的时候还是重用东林党人，受益于张居正的改革，还凑合过得去，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民变，反倒是工商业冲击官府，没有看到农民反抗。也就是富裕的地方反倒有民变，贫穷的地方反倒还好。其实根源就是魏忠贤对工商业大规模征税，引起商人不满。这里说明的问题也很有意思，其实越有钱的人，他的钱越动不得，一动就闹事。越没钱的人，只要不让他真无路可走，反倒可以随便动。所以革命往往跟贫困无关，跟期望有关。动既得利益者群体的利益绝对比动无立锥之地群体的利益更难。崇祯皇帝登基之后面对的困境就是北部后金的侵扰，这个时候东林党人主要做的就是党争。东林党上台以后大部分用来干掉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对辽东提出消极防御的策略，但是防御是需要军饷的，大概占明朝三分之二的财政收入。这边要花钱，那边还不允许皇帝与民争利，不对工商业征税，对农民加税，结果边患没有解决，内乱又起来了。
民变一开始，天下开始混乱，给了后金乘虚而入的机会。魏忠贤还能以国事为重，不拘泥于党派意识形态，但是东林党不行，他们凡是不是自己派系的都极尽挖苦之能，丝毫不以国家为重，最终导致天启帝对东林党很失望，也给了魏忠贤灭掉东林党机会。东林党四处灭人的过程中，也迫使很多人自己建立起小团队对抗东林党，加剧了朝野对抗，纷纷以地域划分，宣党、浙党、楚党、齐党纷纷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互相之间也顺便斗一下。
历朝历代，只要党争一出现，正事就别干了！现在其实也一样，看看现在的台湾，那个民主的地方，两个党把一个小小的台湾搞成了什么地步了。不是说民主不好，也不是说独裁就好，全球民主体系下出现过很多牛逼的国家，当然也出现过很多很破败的国家，很大程度上这还是两件事，独裁不是好体制，但是许多阿拉伯地区，也一样能享受很好的石油红利，过着还不错的生活，新加坡也从来不是民主国家，一样可以靠着马六甲过着不错的日子，严苛峻法下的新加坡，也没人拿他体制说事，本质而言，民主和经济发展这是两件事，不是有了民主发展就更好，也不是独裁一定导致发展不好。
明朝被党争搞得内忧外患，朱由校也就是天启帝，实在烦死了这帮人，就把魏忠贤给推出来灭了这些满口仁义道德不干事的文人。魏公公出政策收这些税吧，东林党不执行。魏忠贤这个人农民出身，反正阴谋诡计也不太会，就是简单粗暴的干干干，就基本上灭了这些人。然后自己派出太监去当税监，去全国收税。太监你能要求他们有多高的素质，肯定收税的时候中饱私囊，横征暴敛什么的免不了有一些。但是现实就是如果不是这几个太监收上了足够的税负，估计天启帝都撑不到崇祯当皇帝。后来好不容易崇祯当皇帝了，终于把魏忠贤干死了，东林党再次上位，结果上位后不吸取教训，第一件事情做啥呢，继续打压其他人，把不是东林党的人都称之为阉党，没小JJ的是阉党，有小JJ的也是阉党。这些人的德行就是说的都很好，做的都很差，所以崇祯皇帝也捉急，崇祯是明朝难得勤勉的一个皇帝，可能在勤劳上。除了朱元璋，朱棣就算他了。上台以后，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个首辅。平均一年仨！一方面是崇祯皇帝多疑，另外一方面铁定也说明东林党的人没一个能用的，都是夸夸其谈的家伙。
后来李自成兵围北京的时候了，国库亏空，崇祯向朝臣们借钱，个个都没有了。这些朝臣平时激昂高亢爱国，到国家需要他们奉献了，个个都没钱，是他们真没钱吗？不是。李自成一进京，从他们身上就收刮到七千万。他们是宁可国破，也不肯出钱。还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也不看看现状，在各地流民大规模动乱开始的情况下，有人提出跟后金议和，腾出手来解决国内问题，结果东林党人一个个都叫嚣着天朝怎么可以跟蛮夷谈和，于是内讧不止，崇祯在这些人的扶持下，能成功就是见鬼了。李自成攻入北京的时候，崇祯帝撞钟，文武百官无一觐见的，而唯一一个陪在崇祯帝身边的人，只有一个太监王承恩。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四日，也就是他煤山上吊自杀殉国前的第五天，崇祯在大势已去、大厦将倾的绝望中，在听到太监曹化淳说的那句“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的话之后，终于领会到天启皇帝临终前，强调魏忠贤“恪谨忠贞，可计大事”的深意所在。幡然醒悟的同时，无力回天的崇祯在精神上彻底崩溃了，命人秘密将魏忠贤的遗骸收葬于香山碧云寺。收葬魏忠贤遗骸，既是他对魏忠贤价值和功绩的重新肯定，也是对自己17年执政生涯的全盘否定。
明朝的烟雨就这么过去了，虽然没有一个朝代能永远的存在下去，但是大明朝的灭亡，更加的有些值得当下借鉴。往往道貌盎然的人更加注重的不是整体性的利益而是自我的小群体利益在他们眼里，国家可以灭亡，朝代可以更替，但是他们的话语权和身份地位并不会消失，谁当皇帝都一样。
人的高尚和卑劣与文化程度无关，与受教育的程度也无关。从政治角度来看，其实高尚与卑劣没有什么根本的分别，只是在人们的一念之间。一位研究明史的学者，对这段历史有过一段很精辟的论说。他说：“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本来是孔子一个不高明的发明，然而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奇妙，自从发明了君子小人的分野之后，士人果然就分成了君子与小人两个团体。儒学对士人的人格提出了不现实的要求。摆在士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极端道德主义，为了天理而活，灭绝人欲，整天把自己关在圣人之道的刻板模子里，活得战战兢兢，如履深渊，充满了悲壮；另一种则是极端现实主义，这种人承担不起崇高的生命目的，干脆就向身体里的自然欲望投降，既然没能力遵守过高的道德原则，干脆就不要任何原则，为了利益，不择任何手段。明朝士大夫争相标榜道德，崇尚气节，忠臣辈出，为历朝之最。然而，有明一代，士大夫中卸去所有道德负担，不要任何廉耻的人也比历朝为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