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读历史就是读逻辑，前段时间我分享了计算机科学家对因果逻辑的观点。今天我要分享的是关于王朝崩溃的逻辑真相，其中就用到了常人习惯性错误的因果思维。
正文
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相信你一定对这么一段开场旁白印象颇深，XX末年，官府腐败，土地兼并，民不聊生，流民四起，天下大乱通常情况下，你会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不顾农民死活贪婪地兼并土地的地方恶霸，拼老命打压脑满肠肥之“恶势力”却无力回天的朝廷命官，一不怕死二不怕苦、坚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起义军领袖，一群骨瘦如柴如丧家之犬的贫苦流民……类似的故事看多了以后，我们便会不假思索地认可开场白那套逻辑，即：土地兼并是导致流民四起的直接原因。
如果我们稍加思索，就会对上述这套逻辑提出两组略微质疑，土地兼并与流民四起这两个事儿真的是一个线性的因果关系吗？
如果是的话，当权者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直观感知？既然土地兼并是病因，那对症下药就结了吗，朝廷为了解决流民四起的问题，也算是在抑制土地兼并这个方面使尽了浑身解数，但却为何依旧没什么卵用呢？
如果不是的话，这是否意味着在其背后还有一层更为复杂的传导关系呢？同样是土地兼并，为何这一问题在朝代初年就显得不是那么尖锐？而在朝代后期，就成为了点燃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呢？
过往对于朝代崩溃的解释通常是，王朝末年土地兼并导致流民四起，但这个解释当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地主兼并了土地并不会任其撂荒却不出租，否则兼并就没有意义了。那么，流民的原因首先就不会是因为土地兼并，虽然土地兼并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其中有着更复杂的逻辑。
在古代社会，地广人稀的情况下，资本投入人力的边际收益更高，地主自营土地的可能性也会因之更高；在地狭人稠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土地的边际收益更高，所以地主不自营土地转而对外租佃的可能性更高。对应地，在朝代初年，地广人稀，地主多为自营，有了资本可以用于雇人；而由于获得土地的成本比较低，自耕农便会比较多，地主可雇的人也不多，地主的经营规模相对有限，土地兼并问题也不严重。到了朝代后期，地狭人稠，地主有了资本便会用于土地兼并，对外租佃更多。
这种兼并使得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只是失去了此前可以获得的收入中的地租部分，但仍然可以拥有资本（如耕牛）和劳动所带来的收入部分。一个朝代承平日久，人口繁衍茂盛，则人力与土地的相对价格便会发生变化。
人地压力越大，则地租越高，此时土地兼并的努力便会越强，佃农在利润分配当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小，最终导致份额不足以糊口，或者根本租不到地了，甚至欲为雇农亦不可得，就会出现流民，帝国秩序濒临崩溃。
但是这时由于地狭人稠，投资土地的边际收益很高，所以朝廷努力抑制土地兼并是不可能成功的，因其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失败。只能等待朝代崩溃，人口锐减，地权重分，再进入地广人稀的状态，以待下一次循环。
所以，每一次朝代崩溃，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兼并，而是在于人地压力。只不过对于朝廷来说，其直观的感知是，土地兼并导致流民越来越多，于是试图通过抑制土地兼并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此路不通。
至于人地压力发展到何种程度会导致崩溃，其临界点的高低，与帝国的财政制度有关。
税基为人的情况下，佃农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地主来说比较大，临界点就会比较低，历史数据表明，人口没超过一亿就崩溃了；一条鞭法改为税基为地，以及雍正时代摊丁入亩，全面税地，佃农的财政压力相对于地主来说比较小，临界点就会变高，所以到了四亿多人口才出问题。
但是到了如此之多的人口，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已经变得非常低，任何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之技术都不具备经济性，这样，如无外部变量的注入，则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会被锁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上，陷于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无法实现突破——庞大的人口只有新的技术跃迁引发的现代经济才能吸收，但正因为庞大的人口本身，使得技术跃迁无法出现。
结论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土地兼并与流民四起有共时性，但这个共时性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更复杂的传导关系。里面关键的核心要素还是人地关系导致要素价格变动所致；朝廷财政制度作为外生变量，则决定了从土地兼并到流民四起的临界点何在。而人地关系变化导致的要素边际收益的变化，是朝廷和平统治的时间长度的函数，只要承平日久，则必定会人口增殖和土地兼并，朝廷无论如何挣扎着抑制兼并都不可能成功。
在传统经济时代，经济基本上属于外延型增长，历史便只能如此循环；只有在工业革命带来内涵型增长之后，才能突破此一怪圈。但是由于“内卷化”的状态，工业革命无法在中国内生性地出现，而只能等待西方力量的注入，这就使得西方的到来在相当意义上成为中国历史的内在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