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览
最近终于断断续续把《枢纽》这本书看完了，完美解释了我一直以来的疑问。以前看历史的时候，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先秦之前华夏族能傲视四夷？而后来几千万汉人干不过几百万游牧民族？施展老师从大格局和技术进步的角度，完美解释了中国近三千年的阶层演化史。非常的精彩，令人读之神清气爽，真有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感觉。我今天想从另外的角度谈谈中国人思想的演化史。为什么要谈思想演化史？是因为当今时代变化太快，搞得目前基层很民粹化，中层很焦虑，高层也很焦虑。动不动就是时代抛弃你连招呼都不会和你打，动不动就是厉害了我的国，这些都是极不健康的情绪。我就想看看以前古人以前是不是也和我们遇到相同的问题，因为现在的我们终将是历史的古人。
正文
我们学习中国历史，学的东西很多，比如说分分合合，王朝更替，兴衰成败，实际上什么都没有看的很清楚。其实中国历史一句话就概括了，那就是“文明主导，文明融合和文明奔溃，文明新生的一个历史”。因为这种文明的崩溃导致了中国历史上两次巨大的灾难。围绕这两次灾难，中国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千年。
甲骨文之前，商代以前的太遥远，文字记载的太少传说比较多，文化上也不是太清楚，姑且搁置不论。从周到东汉末期，这个差不多一千年；然后从东汉末期到宋朝差不多一千年；第三个就是从宋朝到晚清，刚好差不多又是一千年。
中国古代的主导思想-（儒家思想）形成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真正成为官方的主导价值观是在汉初第五代皇帝，由汉武帝的董仲舒完成了大统一。这个时候儒家只是为了王朝统治的需要，同时也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需要。董仲舒把儒家进行包装和改变，变得既不是孔子的那个儒家，也不是孟子的那个儒家，同时也不是荀子那个儒家。他提出了一种“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很奇怪的东西，理论倒是不复杂，就是上天和地上的人是一个样的，我们表现不好老天是知道的，如果皇帝做了坏事上天会惩罚，惩罚的方式就是降天灾，比如洪水，春天下雪，蝗虫灾害，地震，饥荒等等。只要有这些天灾发生，那就是上天对你的警示，说明你的仁政没有做好。
这套理论主要是给无上的皇权套一个紧箍咒，毕竟天灾不是经常发生，皇帝也不敢太放肆，必须有所收敛施行仁政。这套理论一直运行到东汉末期之前都是ok，没有任何人怀疑。但是到了东汉末年出现了巨大问题，就是皇帝无论怎么做天灾都不可避免。有科学家对这个时期的太阳黑子做了统计，当时处在太阳黑子最活跃期，每年都有巨大灾害，这样一来，皇帝无论干什么，做了多少善事，施行了多少仁政，包括处罚大臣都没有用。这个时候，大家开始怀疑，崩溃，没有办法了。儒家在这个时候遇到第一次危机，崩溃。儒生不在相信天人合一的儒学，皇帝也不相信了。造成东汉末年之后将近四百年的中国大崩溃，大混乱。出现了十室九空的恐怖场景，人要不就是被杀掉，要不就是战乱中死掉。所以三国演义很精彩，其实那是最悲惨的一段时间。
这个时期的儒生开始自暴自弃，既然追求修身养性，兼济天下都没有办法，那就随波逐流自暴自弃。著名的竹林七贤就天天喝酒，进行各种行为艺术，比如同性恋，光着身体喝酒，很变态。因为他们觉得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东西没有了，活着没有意义。就有点像西方社会上帝已死的感觉。这个时候在汉末，汉末魏晋时期就面临这种境况。常常听一些红学家说什么魏晋风度，基本是没有历史常识。任何人都不会严肃对待一个乐自逍遥的人。
魏晋南北朝这个时候玄学开始流行，天天空谈一些老子，庄子。要怎么保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时候的道家炼丹术特别流行，著名的“竹林七贤”就是丹药吃多了，早早慢性中毒死掉了。一个国家精英在追求这些东西，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之所以玄学这个时候兴起，是因为大家看到身边的人都死了，当时从五千多万人死到只剩几百万人，打个折算一千万，五个人就有一个死了。曹操的军粮是什么？人肉干。曹操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这绝对不是夸张，这是纪实报道，真的是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些精英看到人很容易死了，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而且偏偏这个时候佛教开始传入中国。
佛教倡导的“空”，老子是“无”，庄子是“自然”。当这三者结合在一起，这边有面临着儒学经世致用价值信念崩溃，所以这个时候儒生都投入到空无的那套东西中去了。从魏晋一直到唐朝，佛教都一直很繁荣。“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讲那个时候，这种魏晋玄学和佛学，为他们提供了人生的归宿。活着的意义不再是儒家了，而是老子的“无”与佛教的“空”。
当这些价值在精英中兴起，问题就大了。佛教崇尚的是轮回、是空、是缘，而儒家强调的是三纲五常，强调的是血缘关系，推己及人这些东西，社会的核心价值基础是家，由家而国，如果一切都是无和空，家还有什么意义呢？从佛教来说，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缘聚缘散，你是因为缘才聚到一起的，他们才成为你父母，你妻子，成为你子女的。儒家强调的这些东西还有意义吗？儒家强调的是血缘、伦理，由伦理关系推到亲戚关系，再由亲戚关系推到族人关系，由家的关系上升到国的关系，所以才叫“国家”。国是一个大家，家是一个小国，是这种关系。如果从佛教、老子角度来说，这些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时候，这些文化人不再去追求治理国家了，不再问今生的社会怎么样了，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只求及时行乐就好。所以这就导致东汉末之后一直到隋唐前的社会大分裂。
到了第二阶段，现在一说起唐朝好像很牛，其实大唐从他建立的那刻起就埋着分裂的种子。这个时候，佛教，道教和儒家是并行的，并没有谁占主导地位。虽然儒学是唐朝的官学，但是儒学这个时候不是特别受待见。唐朝的社会精英实际上非常焦虑，非常有危机感。表面上看，唐朝社会文化非常发达，比如波斯明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后来给清朝造成巨大冲击的白莲教这个当时都有，虽然很发达，但是隐藏着巨大危机，这时候进入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大分裂期—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实际上是从安禄山、史思明的“安史之乱”开始的，安禄山是胡人，很多也都是胡人，但是他是唐玄宗的爱将，权重一方，从这里可以看出唐朝的社会是建立在“五胡乱华”大分裂之后的基础上的。“安史之乱”以后就是“藩镇割据”，就是每个拥有实力的将军他可以割据一方，这种事情在中国统一的王朝上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包括刘邦和他子孙的王朝，就连同姓王割据也不允许。
汉高祖把韩信这些异姓王干掉了，同时他的子孙又把同姓王又干掉了。中国以前是长子继承制，汉朝为了改变地方诸侯做大、威胁中央政权的这种事情，它就搞了一个“推恩令”。因为都是刘姓的皇室家族的嘛，所以诸王的妻子、孩子肯定特别多。假设一个诸侯国王他有几十个孩子，中央就告诉他不能把诸侯国传给你的长子，你要平均分配给你那些孩子，这就叫“推恩令”。这样几十个孩子都分下去了，每个孩子的孩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也有几十个孩子，这样一直分下去的话，数学上你分分就知道了，诸侯国肯定是四分五裂，越变越小，变到最后可能就是没落的一个小地主家庭了，对中央是毫无威胁了。
但是在唐朝末年，因为文化没有融合，这种东西又出现了，那就是从“藩镇割据”演变到五代十国。直到周世宗柴荣，其实他也是五代十国的一个政权，他灭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国，后来是赵匡胤黄袍加身取代了柴家，他也灭掉很多分裂的政权，这才结束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大分裂。
这时候到了宋朝，宋朝完成了传统儒学对佛学的消化。它把佛学变成了自己的一部分，构建起一种新的儒家精神，重新诠释了儒学的内涵，这就是新儒学。新儒学不是今天贩卖国学的人搞的那套东西，它是指宋代那些大宗师的学说。这时宋朝社会重拾对儒家的信心，人生的意义不再是空，也不是无，而是从新有了现实的意义。包括后来明朝王阳明心学，其实也是从宋朝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发展起来的。
程朱理学是以程颐、程颢和朱熹为代表的。他们提出的这种修身的办法叫做“天理”，天理是存在的，他们就说人生的终极意义是为了追求天理，所以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叫“存天理、灭人欲”。天理是什么呢？就是仁。为什么天会有仁呢？这个宇宙怎么会有人间的“仁”呢？另外一个人对此进行了补充，这个人叫张载。张载说宇宙是由气构成的，气一动就会产生很多的东西，一个东西叫物质，一个东西叫情感。气的本性就是万物的本性，当然也包括人。他又认为人具有先天之性，也就是天地之性，诚明纯清，是善的来源；但人也受各种天地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又形成了后天之性，也叫“气质之性格”，有清有浊，有善有恶……所以人就应该通过后天的修身，让天性之中的至善呈现出来。所以我跟宇宙是一样的，宇宙也有天理、也有感情。张载有一句话非常嚣张，叫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生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另外一个叫做陆九渊，这个人跟朱熹是同一个时代，他们还曾经辩论过，当然他们实际上都是属于一类的，只不过是又分成了派，分成了不同的路径，就不去细讲了。陆九渊就提出来，我心就是宇宙，宇宙就是我心。后来的王阳明就是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归纳来说，程朱理学它回答了几个东西：我在今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与宇宙的关系是什么？我与别人的关系是什么？宋代也是中国可能可以跟春秋时候相媲美的一个时期，思想家特别的多。为什么宇宙跟我有关系？先由周敦颐提出了《太极图说》，他提出了一个“宇宙观”，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几代人不停地总结、努力，终于消化了佛学，包括道家对儒学的挑战。今天说儒家的《四书五经》，《四书》是在宋朝由朱熹提出来的，并不是春秋的时候孔子或者是汉朝的时候大一统提出来的。《大学》、《论语》、《中庸》、《孟子》这四书，是在宋朝有朱熹提出来的，因为宋完成了儒学又一次正统地位的塑造。
宋明理学消化了佛教、道家，但是也造成了另外一个巨大问题。既然宇宙跟我有很多关系，为了完成人生的终极意义，就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冥想、静观，要去想宇宙的天理是什么；第二件事是明白宇宙的这个东西，印证到我读的儒家经典，我才明白儒家的“礼”，才能用这种“礼”学去修齐治平。
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吧？但是实行起来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以佛教打比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吧？但是有些人放下屠刀后，他确实是成不了佛啊。因为有很多人的悟性、理解力很多时候过不了这一关。他悟不透，想不通啊，你看连王阳明这样聪慧的人都“格物”、格了七天的竹子，他都格出毛病来了，别人又会如何呢？
对天理的思考无法迈过这一关，就致使很多儒生一辈子不是去干实事，而是就是在那儿想、在那儿观照、在那儿静思。这导致后面的知识分子很多都是务虚派，也就是不干实事，再也没有汉唐儒学家干实事的做法，整天就是空谈。平时袖手谈心性，临时一死报君王。一个人出问题，不是说这个事情没有做好，而是说他的心有问题，道德有问题，然后就是泛道德化攻击，个个都是圣母婊。
因为宋明理学的务虚空谈导致我荆州老乡张居正的悲剧。这个人本来可以挽救明朝的。明朝的税收特别复杂，比如说你家种茶叶，你怎么交税呢？交茶叶。税收之外，还有各种徭役，比如说要干苦活的、出民工的这种徭役，很复杂。所以张居正有一个理财办法像今天一样交企业税就好了，交钱就好了。这是非常好的办法，我们想想都知道，比如说我家种茶叶我交上去的税收是茶叶，这是不是会很成问题？茶叶会发霉；茶叶要运到中央库府里面要有人去运。同样粮食要有人运，粮食从大运河运到北京可能一半的粮食必须被吃掉，不然那么远的地方就运不到啊，那些船工和保护的大兵都需要去吃饭的啊。张居正提出“一条鞭法”，税收都用钱来交，这是非常好的办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他失败了。就是因为明朝很务虚。因为大家用道德抨击他这个人，一个人要抨击一个人不是抨击这个事情，而是攻击他的道德，这就是泛道德化。这种现象在今天也很常见，就是给别人扣大帽子，这种做法是很逆人性的。人是复杂的，他可能做错事，有一些还可能还是原则性错误，但是他也有可能做了一些有实际价值的事情，怎么可能都是绝对化的呢？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攻击一个人常常不是说他做错了什么事，而是先扣大帽子，说他道德有问题。到了张居正这个明朝时，正是程朱理学实行得最深入的时期，所以张居正非常好的改革，能够延缓大明王朝衰落时间的“一条鞭法”完蛋了。这是非常愚蠢的。你知道吗？先秦的人们可不是这样的，先秦的文明里没有这么愚蠢的思维方式。你看商鞅变法，商鞅被秦国贵族诛杀了，但是商鞅的改革被保留下来了。当张居正死了以后，万历就对他进行了抄家，把张居正所有的做法全部推翻了。滑稽的是，明朝“一条鞭法”这么好的改革办法却在清朝开花结果了，清朝一个叫“摊丁入亩”的税收办法实际上就是在张居正基础上略加升级的，实际上是把张居正的“一条鞭法” 2.0版，这么稍微改了一下就迎来了康乾盛世。这是一个好方法，却因为明朝务虚、泛道德化而没有继承下去。
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会看到一个现象，明末清初的那些人又再一次非常反感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他们进一步思考，因为我们知道宋朝是被元朝灭掉的，为什么宋朝的知识群体会接受元朝呢？因为当时宋朝人程朱理学还没有实行那么深入，刚刚是在创立出来，还没有彻底深入，所以在儒学观念里面，特别是孟子讲的，施行仁政的皇帝就配当皇帝，如果不施行仁政的皇帝应该被更替掉。宋朝知识分子认为宋朝皇帝没有施行仁政，导致被蒙古人替代了。所以他们就希望协助蒙古人施行仁政，所以就接受它了，只不过是又换了一个治理者而已，儒学的正宗、华夏文明的正统还在的。但是明朝大家就不这样想了。
明朝知识分子他们不是觉得亡国了，顾炎武觉得亡天下了，天下就是指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被满清野蛮人给吞并了。满清人都是很野蛮的，他们叫做“留发不留头”，大肆屠杀。如果你不留辫子，不剃头发，儒家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可以把它剪掉的，因为那些满族人为了骑马、射箭方便，头发在前边飘来飘去射箭打仗不方便，所以他把前面剃掉、扎个辫子很方便，但是到了中原要求中原所有的男人儒生都这么做，那些儒生认为这就是野蛮人对我的奴役，他们就不这么干，不这么干就被杀死，所以叫“留头发可以，头就不要留了”，他们认为这样是野蛮人对中原的践踏，是儒学正统的沦陷，是华夏文明亡了，是亡天下。
明末清初几个著名的哲学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他们都是干实事的。顾炎武是明朝遗民，做调查研究，把祖国的山山水水，哪里是军事要地，哪里的水利要兴修，他干这些调查研究去了；王夫之更是一生反清复明，一直践行着到死，就是誓不投降……清初的这些哲学家其实为我们近代文明的开端提供了巨大的思想资源。假设我们是明朝被西方入侵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我们的危机大概会更深重。
结论
思想演化就介绍到这了，整体脉络大概梳理清楚了。我为什么喜欢看历史？曾经有一个教授说中国古代史不要多学，因为没用，要学世界史和近代史。其实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如果真正读懂历史，就会知道历史不是看历史事实，而是看历史逻辑。如果从逻辑上来看，今天和唐初差不多。我们今天引入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又引入西方的市场制度，我们的文化很繁荣，但是我们的心灵很饥渴很焦虑，现在的传统儒家文化就面临着消化不同文明，大融合的问题。
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会有一些焦虑、彷徨、困惑，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是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因为我们今天既不是生活在传统的儒家社会，也不是以前的革命年代，现在是经济建设年代。但我们也不是西方人，我们也不可能去接受全盘西化，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现实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几千年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这是我们此身上被输入的第一股内力，这个最雄浑的内力输入在我身上，尽管你看起来好像跟它没有关系，但实际上它又潜移默化，比如说清明节扫墓，你回家扫墓，追思慎远，这些它都是中国传统的一些东西，它是根深蒂固的。它不可能因为某一次运动而消失。第二个我们也不再是完全的革命年代了，农业学大寨也好，人民公社也好，这都是过去时了，我们已经不是革命的年代。我们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现在是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主。但第三个，我们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文化的入侵，或者说用一个中性的词就是西方文化的传入，西学东渐，西方的很多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我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一些影响。这样表现我们很焦虑，和困惑，不知道往哪走？这件事是对还是错？是不是又被同龄人抛弃了？那边又讲时代抛弃你连声招呼都不会打,今天讲苍穹之下的共享，明天密室之内讲区块链，你到底相信谁？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困惑，到底是向前一步拼命加班，实现财务自由，走在猝死的路上？还是追求诗和远方，人生随遇而安？就像汪峰歌词里面唱的，是否找个理由继续苟活，或是展翅高飞保持愤怒？如果是古代那种大融合时代，现在这些焦虑都是很肤浅的。
我们今天在社会上看到很多的一些文化贩卖者的表现，当然我很尊敬他们事业上的成功，但实际上他们输出的价值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都是一些成功学、一些片断、一些碎片，是找不到根的，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到根，他们连自己都没有一个文化的信仰，能贩卖的也只有些瞎唬人的东西。读书两个东西就够了，一个是根的，一个是专业的，书到今生读已迟，你却还瞎读八读的，不是浪费余生时光吗？所以我们才会被眼前的各种热，一会儿国学热，一会儿又有什么辟谷，一会儿又远方啊诗啊，被各种各样的“热”所主导、所摇晃，觉得哪个也不能错过，不然就被时代抛弃了，可是搞了半天，你真能解决内心的那些慌张吗？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明白或者说没有看清实质。这些热、那些热的背后的东西，实际上我认为它的赚钱、功利目的远远大于它寻找的意义。
我们的心灵需要一个出口，现代化既不是电灯电话吃西餐，也不是异国他乡找到归宿，也不可能在儒家之外找到归宿。那些有志于修齐治平，以天下为思考出发点的儒家研究者，面临着消化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文明的问题，儒家需要像宋明理学家那样重新出发，为我们提供一个人生的终极意义。这个需要几代人努力去融合，我相信总会有思想家出来为我们立心的。儒家的农耕文明，儒学的很多东西是有问题的，但并不代表着它没有光芒。
我的思想转变去年特别大，其实我是比韩寒更早从叛逆回归传统的。他说“知道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这句话一时成了流行语。其实因为知道了很多道理，实际等于没道理，那些东西都是小道理，都是鸡汤，没有儒家那种止于至善那种大道理在，类似美国那些顶级企业家的清教徒思想，他们要把他们的一切努力归于对上帝的奉献，而我们应该是儒家新的大融合之后的终极人生意义，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心灵归途。为什么一方面鸡汤被大家嘲讽，但一方面鸡汤又很流行，创造了很多的一些社会现象呢？是因为我们内心饥渴啊！有饥渴才有鸡汤。如果我们有一个终极的人生意义，心灵牧场里就不会养鸡，鸡汤也没容身之地，大家会知道这种东西是很搞笑的，是很小儿科的，是怪力乱神……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嘲笑高大上，高大上没有什么可嘲笑的。值得嘲笑的是高大上的缺失。正是因为没有以大、上为出发点的东西，才没有发上等愿、择高处立的风气，我们才有很多的精致利己主义、才有很多的犬儒主义，才有很多的为了眼前利益而什么都不在乎、一再越过人性底线的现象。
最后总结一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长江万古流，一千年呢其实只是一瞬间。我们今天活一百岁也好，八十岁也好，实际上在中国的两千年，我们只是两千年两次文明破与立之间的一个尘埃而已。我们要看到自己所处在的历史里面的坐标，从最初到现在就是文明的一个衰落、融合以及我们面临的再融合问题。
